安徽广播电视台原党委书记、台长张苏洲涉嫌受贿贪污一案11月3日在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淮南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张苏洲利用职务便利，先后收受数十家单位和个人现金、物品，共计1139.6148万元人民币、4.7万美元、0.2万欧元、17.9万元购物卡及价值107.2239万元的物品，同时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折合339.3657万元。(《北京晨报》11月4日)

据检方介绍，张苏洲先后14次共收受南京日景升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程静(另案处理)贿赂414万元和价值12.39万元的百达翡丽手表一块。巡视组将进入安徽广播电视台，张苏洲害怕被查处，误以为程静共送给其800多万元，于2014年1月委托时任安徽电视台副台长赵红梅到南京退还给程静830万元，2014年6月又委托赵红梅将百达翡丽手表退还给程静。

贪官多退赃，现在看来也不是新闻了。例如，广东省法学会原秘书长杨青山、广东三水建设局安全监督管理站原站长何锐枝、四川理工学院原院长曾黄麟受、深圳龙岗区水务局前局长许振球、深圳市原大鹏新区葵涌街道党工委委员、综合执法队队长张庆云等，都有过多退赃的做法。其中，多退赃比例最高的是东莞长安镇某社区居委会主任邓某，被控收受贿赂4万元。案发后，邓某向侦查机关退缴人民币400万元——退赃数是受贿定案数的100倍。

贪官多退赃，在普通人眼里不太好理解。假如一个小偷，只偷了5辆自行车，他会向公安部门退出10辆自行车吗？贪官多退出赃款，正说明这些钱也可能是受贿，起码不是合法收入，所以才退出来的。不过，也有业内人士分析说，贪官多退赃，可能是这样几种情况：一是，贪官受贿笔数太多，确实记不清准确数字，于是估摸着把不合理的收入都退了；二是，贪官被审查后，家人把非正当收入退了，甚至包括妻子代为受贿而贪官自己不知道的；三是，贪官弄不清法律界限，把受贿和灰色收入都退出来了。由此看来，贪官多退赃，有一点是应该确认的：他肯定不是把自己合法的工资收入、劳动所得退出来。

某地有一个贪官，长期在政府抓城建，据说捞了许多钱，却在调动到文化系统后因为几万元而出事了。办案者要他“把到文化系统后的违法情况交代清楚”，其实就是暗示他不要交代过去抓城建的问题了。而这种“抓小放大”恰恰是反腐的大忌。

所以，对于贪官多退赃，应由检察机关继续深挖贪污受贿的问题，查找相关行贿证据，而不能简单予以否决或退款。这些多退出的赃款，加上全部财产和资金，是否超过了合法收入；如果超过，尽管不以贪污受贿定罪，也应该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定罪，和贪污受贿合并判刑，同时对于来源不明的财产予以没收。如果多退的赃款数额在30万元以下，不能定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则应移交给纪检部门审查处置，并根据资金性质决定处置办法。

回到本文，张苏洲多退400万元却是另一种情况，他是向行贿者退回赃款。但是，从张苏洲受贿的比例看，他受贿总额为1100万元，而且两个主要的行贿人，就是程静和上海克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裁吴涛，怎么可能把程静行贿的400万元误以为是800万元？从个人财产的角度看，张苏洲家到底有多少总资产，难道他的家产有几亿元，多拿出400万元也不当回事？(殷国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