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会”期间，经济政策再度引发关注。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GDP增速目标是6.5%至7%，这既是21年来首次设立增长区间值，同时较大区间的设立也预示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加大，客观上要求宏观政策进一步创新。虽然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总基调不变，但财政政策相比往年更加积极的特征颇为突出，这也是今年宏观政策创新的重要体现。今年不仅将财政赤字率提高到3%，而且把全面实施营改增、全面推开资源税从价计征、确定增值税中央和地方分享比例等纳入年度计划。这些举措相比货币金融更加突出，但其受到的热议程度却低于预期，这不仅在于财税政策可能对个体直接影响较小的原因，更重要的在于财税术语的生僻难懂，以及财税改革在近年来进展较慢的事实，这就有必要从这两个方面进行更深入的解读。

从社会对于财税改革的认识的来看，当前民众对于通货膨胀率、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生僻的货币金融概念已经不再陌生，而以预算为核心的财政历来给人的印象是“外行看不懂、内行看不清”，虽然一些财税专家具有较深的理论造诣，但能够洞悉中国财政运行的专家为数不多，财税改革的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的脱节难以回避。

重要的例子是近年来修订的《预算法》，其中备受争论的核心焦点在于财政与央行在财政资金管理上的权责划分，众多专家认为财政与央行分别扮演着财务与出纳的角色，相互之间形成了制衡的关系，从而应让央行而不是财政管理财政国库资金，因为据此央行可以对财政资金拨付形成监督。然而，实现这个目标的前提是央行管理着财政资金支出的预算编制、支出进度、支出计划审核及资金拨付的批复等职能，否则央行只能被动依据财政支付指令而进行拨款，监督财政资金的支出也就成为空话。

现实的情况是财政资金的预算编制到拨款等全流程都是财政部门来完成，在此情况下，央行只能对财政库底资金进行被动管理，近年来沉淀在中国央行国库中的闲置资金长时期保持在3万亿人民币左右，这与地方政府债务高位运行的状况不相匹配。缺乏与财政部门的协调配合，央行难以单方面开展国库现金管理以提升财政库底资金的效率。美国等发达国家都将财政与央行在国库现金管理方面的协调配合作为重要的内容，而不是简单将其权利界定给其中的一方，揭示了《预算法》等推动财税制度的改革与现实的脱节问题。

除了社会尤其是学界推动财税改革的研究有待提升之外，政府对于财税改革意愿不强也是财税改革缓慢的重要原因。在当前宏观经济减速背景下，理论上亟待通过减税以提升微观主体投资消费意愿，各地应更重视放水养鱼而不是竭泽而渔，但诸多地方政府还将财政收入纳入经济发展的重要考核指标，财政收入增速下滑或者负增长将对地方的考核构成负面影响，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将寻求各种渠道以增加财政收入，结果将进一步降低企业等微观主体投资回报，积极财政政策难以落到实处，在经济减速时实行减税的跨周期财政预算平衡机制等改革难以推进也就不难理解。

当然财税改革进展缓慢并非近年来的问题，而是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所暴露的重要现象，那为何当前要更加重视财税改革呢？从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来看，地方财政收支矛盾加剧倒逼当前财税改革加速推进。分税制提升了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对于提升国家财政宏观调控能力起着巨大的作用，但近年来很多地方政府大量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地方债务持续大幅上升，而支撑地方债务偿还能力的土地财政伴随着房地产分化而难以持续，地方融资平台的规范运作使得传统的融资渠道受到遏制，中央地方财政体制若不进行改革，地方财政收支矛盾可能越发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