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玮：“限韩令”背后中韩双方政治决心的较量

和讯网| 2016-08-11 11:33:34

8月9日，韩国6名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议员对华进行了访问。来自国内的巨大压力让本希望做更多沟通的韩国议员在北京谨言慎行。但在韩国国内，反对派并未因总统的严词变得“温顺忠诚”。他们公开要求朴槿惠进行道歉，甚至有人称如她继续在“萨德”问题上固执己见，可以提出弹劾。

由于萨德系统部署问题，中韩交恶成为近来国内外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近期所谓的“限韩令”被许多评论者视为中国反制韩国的一项文化制裁措施。尽管目前为止仍无一纸文件能够证明该禁令确实存在，但“限韩”在娱乐行业的各领域已初现其蝴蝶效应。据报道，在过去一个月里，韩国经纪公司YG娱乐、SM娱乐及JYP娱乐的股价下滑逾15%，韩国最大的娱乐业制作商CJ E&M市值缩水8.6%。

许多人质疑“限韩令”的必要性，认为中国周边环境已经不是很好了，不应该再进一步恶化与韩国的关系，况且没有必要因中韩政治关系变差而有意将两国经济文化关系也拉低。

也有人质疑“限韩令”的有效性，认为经济文化领域的制裁很难对高政治层面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那么，限韩令是否真的是一种“不理性”的选择?它的意义究竟何在?

文 | 瞭望智库特约国际观察员曹玮

1.经济文化反制在国际政治中司空见惯

跳出朝鲜半岛我们会看到，因政治关系恶化而出现一国在经济文化领域反制、“惩罚”另一国的现象非常普遍，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

最近的例子就是俄罗斯对土耳其的旅游制裁。

去年11月，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导致俄土交恶，普京随即签署总统令对土耳其实行制裁，禁止俄航空运营商向本国公民出售赴土机票，禁止俄罗斯公民乘坐包机赴土。由于俄罗斯是土耳其旅游业第二大客源国，此项禁令导致今年上半年俄罗斯赴土游客比去年同期骤减了87%。直到今年6月27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俄罗斯战机事件向俄方道歉后，普京才取消了对土旅游禁令。

且不论土方道歉是否就是由于俄罗斯的旅游禁令导致的，俄罗斯所采取的制裁行为却的的确确是由两国政治关系走低而直接引发的。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持续发起的经济制裁是另一个更明显的例证。

美国、欧盟、日本等先后对俄罗斯采取了诸如限制俄罗斯国营银行融资、禁止银行向俄罗斯注资、停止与俄商讨经济和投资协议、制裁俄国营能源企业等制裁措施。俄罗斯也因此上演了多轮对美欧的反制裁，特别是在食品领域对进口肉类、鱼类、奶制品、水果和蔬菜实行禁运，禁运国家包括欧盟成员国以及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可见，这种因政治原因导致的经济文化等领域关系的恶化在国际政治中是相当普遍的。

2.经济文化制裁是表达“不爽”的信号

很多人质疑经济文化制裁的效果。判断是否有效的前提是明确预期的目标。那么我们究竟想要通过制裁达到什么效果呢?是希望通过经济文化制裁迫使对方转变政治安全政策，还是仅仅以此表达不满和抗议?前者可以称之为最高目标，后者可称之为最低目标。

如果是前者，显然效果是有限的而且是有条件的。欧美持续两年的对俄罗斯的制裁，并没有改变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态度。国际社会对朝鲜十多年的制裁同样没有阻止朝鲜拥核。

正是由于通过经济文化制裁实现最高目标很困难，因此许多人才不理解“限韩令”的意义，认为既然经济文化制裁无法改变对方的政治行为，那么还不如在双边关系中至少保留一个还算好的领域。

事实上，经济文化制裁并不是不能影响政治行为，只是这种影响力的发挥有赖于特定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在事关对方核心需求的领域形成了对方对我方的“脆弱性不对称依赖”。

“不对称依赖”是指，一方对另一方的依赖程度大于后者对前者的依赖，这种依赖的“不对称”程度越高，后者对前者的权力就越大。“脆弱性”则是指失去这种依赖时需要付出的代价的多少。这个代价与失去依赖时的替代选项的多少有关，替代选择越少，越脆弱，被依赖方对依赖方的权力也就越大。

如果双方在某个领域存在“脆弱性不对称依赖”，而被依赖方又在这个领域对依赖方实施制裁，那么依赖方就很有可能会因为无法从其他渠道获得其所需的资源而被迫顺从于被依赖方。

通过“脆弱性不对称依赖”成功逼迫对手转变政策的一个经典案例是1973年的中东石油危机。

当时，国际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为了打击施压对手以色列及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宣布石油禁运，暂停出口，造成油价上涨。日本由于严重依赖阿拉伯国家的石油进口，国内立即陷入危机，最终不得不在美国的默许下发表了基本符合阿拉伯国家要求的声明，调整了对中东的政策立场。

日本政策之所以会转变，原因就在于阿拉伯国家成功利用了日本对其石油的脆弱性不对称依赖，用经济制裁手段逼迫日本在政治上让步。

当然，这种依赖并不常见。随着国家间交往越来越密切和频繁，一个国家几乎不可能把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其替代性选择往往有很多。而且很多情况下这种不对称依赖是相互的，A国在某个领域很依赖B国，而B国在其他某个领域又非常依赖A国，这就使得A、B两国都不具有控制对方的绝对权力。因此很多时候经济文化制裁很难直接改变一国在政治安全领域的政策。

在大多数情况下，实施经济文化制裁主要是为了表达不满，因为这样做能够释放一种信号，向对方以及其他国家明确表达自己的不满。

可能有人会问，国家又不是小孩子，有必要一有不满就要表达出来吗?这种必要性在于，当B国的某种行为损害到A国利益时，如果A国不及时地、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不满并采取反制措施，B国以及与A国存在潜在冲突的其他国家就会认为，B国损害的并不是A国的核心利益，或者认为A国软弱可欺，这样就会鼓励B国和其他国家未来继续在相关领域侵犯A国的利益，这是A国所无法接受的。

因此，很多情况下即使明明知道采取经济文化制裁也改变不了对方的政治安全政策，国家也要这么做，以宣示自己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和决心。实施制裁给自己造成的损失和风险越大，越能向其他国家彰显自己捍卫本国利益不让步的决心。

这种释放不满信号的做法不仅可以针对敌对国家，而且也适用于对盟友的管理。

内塔尼亚胡：你与伊朗的协议“糟糕、非常糟糕”。

奥巴马：你的讲话“了无新意”。

作为美国的铁杆盟友，以色列在美国国内有着强大的游说团体，促使美国长期保持对以色列的支持态度，为以提供巨额援助。以色列甚至被看作美国的“终极盟友”。

即便如此，在最近的伊核问题上，以色列坚持对伊朗核设施进行预防性打击，反对伊核谈判，与美国立场产生严重分歧。2015年3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奥巴马不仅打破惯例拒绝与内塔尼亚胡见面，而且缺席了内塔尼亚胡在国会的演讲。通过这些举动，美国向以色列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强烈不满。

3.“限韩令”背后是中韩双方政治决心的较量

韩国之所以最终同意部署萨德系统，除了年初朝鲜核试验的刺激外，很大程度上还源于其对中国当前外部形势的评估。

从2013年美韩“2+2”会谈上首次提出萨德问题以来，尽管韩国政界和军方一直有一股强烈的力量在推动着萨德的部署，但韩国始终回避正面回答该问题。原因有两方面：

一是担心中国的不满，害怕遭到中国的反制。自金融危机以来，韩国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依赖越来越深，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诸多产业均享受着搭中国经济便车的大把红利;

二是担心韩国国内社会的反对。部署萨德势必会加剧韩国对美国的依赖，而这与战后韩国社会努力谋求独立自主的心态是根本违背的。

今年年初朝鲜进行核试验，给了韩国政府说服国内民众的理由，但仍无法克服中国的阻力。这也就是为什么1月6日朝鲜核试验之后，韩国并没有立即宣布启动萨德部署谈判。而在2月10日宣布启动萨德部署谈判之后，又一度出现反复，决定推迟启动谈判，直至7月初宣布部署。从朝鲜核试验到韩国决定部署萨德之间之所以会出现时间差，与韩国对中国外部局势的考量密切相关。

2月25日，韩国国防部突然宣布推迟萨德谈判，最大可能是就是因为此前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克里的会谈。中美关系及两国立场，显著影响了韩国对中国的行为。

而在此之后，南海局势日趋紧张复杂，韩方判断中国周边政治安全压力趋紧，需要韩国在南海问题上保持有利于中国的中立，不敢对韩国的改变现状行为采取太过激烈和强硬的反应，因此这才于7月初宣布部署萨德。在韩国看来，中国受制于南海局势，即使反对部署萨德，也不会有太大的决心采取实质性的反制行动。

但从实际的形势发展看，显然韩国错误估计了中国捍卫本国安全利益的决心。“限韩令”的出现，正是中国向包括韩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明确表达对萨德部署问题的强烈不满的诸多信号之一。

正如许多评论者所指出的，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对韩国的限制和制裁将不可避免地使中国自己也遭受额外的损失，而且这种损失还不小。但同时，正是由于这些损失的存在，才使得韩国和其他国家能够相信，中国对部署萨德的不满是严肃的，中国捍卫国家安全利益的决心是坚定的。

其他国家会想：中国现在外部形势这么不乐观、压力这么大，居然都不惜与韩国关系恶化也要反对韩国部署萨德，那看来中国真的将部署萨德问题看的很重，中国的反对和不满不是说着玩的。

8月2日，韩国星州郡政府前摆放着反对“萨德”的宣传画。

当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确不容乐观，在南海、台海、东海、朝鲜半岛等方向均面临不同来源的安全压力。要克服这些压力，固然要避免战略上的四面出击、多方树敌，但同时在战术层面，树立捍卫本国利益寸步不让的强硬形象同样重要。

越是在多敌环伺的严峻情境，越是需要通过有成本的表达不满树立这种强硬形象。为了不让那些觊觎中国领土主权和安全利益的国家将中国当成可以随便捏的软柿子，其他类型的“限韩令”或可来得再猛烈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