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近日发表评论,认为中国正面对巨大的外部压力,以及内部正在变强的民粹主义,中国须避开世界地缘政治之争的陷阱,利用G20在杭州召开的机会,将人们的关切从地缘政治转移到商贸合作和发展方面。他还认为,中国“应当向国际社会强调,不能让民族主义泛滥”。郑教授是我的好友,但就此文,有必要与他商榷一二。

首先,中国不是不想避开地缘政治陷阱,而是越来越避不开。

从毛泽东开始,中国几代领导集体一直坚持和平外交路线,努力避开地缘政治陷阱,不断强调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倡议,平等地尊重各国主权,以和平对话解决争端,而不是付诸武力。由于包括美国在内的相关国家没有很好地看清中国追求和平崛起的愿望,同时也由于我们自己在向世界表达中国方面做得不够,使得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国家战略产生了一些误解。但十八大以后,中国的外交透明度已非常清晰,就是要通过“一带一路”实现互惠共赢。

我同意郑教授“中国应利用G20机会有效消除地缘政治争端影响”的观点,G20会议召开本身就具备这样的意义。但现在的关键是,这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中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越南等国的摩擦,幕后推手都是美国,而美国不愿像我们倡导的那样,把G20办成真正有效、互助、联通、包容的会议。只有打破美国主导的“反华包围圈”,G20的作用才能真正凸显。

基辛格在《论世界秩序》中提到:“亚洲的秩序必须把均势与伙伴关系的概念结合起来。使用纯军事手段来维持均势将一步步引发对抗,只靠施加心理压力来营造伙伴关系则将引发别国对霸权的担心。必须运用精明睿智的政治技巧来找到两者间的平衡。假如这一平衡无法实现,迟早会酿成大祸”。我认为,当前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目标正是防止美国在中国周边结成“北约”式的军事同盟,酿成基辛格博士提出的“大祸”,尽自己的努力消除军事对抗的可能。

未来美国新总统上台后,全球地缘政治焦点很可能从中东地区转向中国周边。面对美国挑起的,妄图让中国在周边国家中失去公信力,陷入四面楚歌境地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在避无可避的情况下,绝不能消极避让,而应主动出击,表明自己的态度:

其一,中国在亚太地区仍应坚持“一带一路”,尤其是加快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其二,中国仍应坚持与周边国家通过利益共同体,打造命运共同体,最后形成责任共同体。其三,要破除地缘政治陷阱,亮明态度比走合作之路来得更快。中国要把自己的诉求明确地告诉美国:无论是人口、经济还是军事实力,中国都已是亚太地区大国,美国要给中国一个明确的位置。我们不是要把美国从亚太赶走,而是要与美国平等合作。中国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发展关系,美国不要干预。中国有权说话,说话算数,不会欺负别人,更不会叫别人欺负。

其次,中国并没有陷入地缘政治陷阱。我们目前仍在努力打破美国给东南亚各国灌输的一个模糊概念:中国崛起一定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安全和发展。

与一个作为整体的欧盟不同,亚太地区各国宗教不同、文化不同、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各国都把自己看做新兴国家,都希望自己在未来的亚太拥有发言权。中国注意到亚太地区的情况,提出了“一带一路”、丝路基金等一系列倡议,把上合组织、亚投行、中巴经济走廊以及大湄公河圈、澜沧江经济开放区作为我们与整个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合作的基础,让靠近中国的邻居通过中国崛起共享中国发展成果。这是中国在亚洲未来治理方面,高出美国“亚太再平衡”的一招,比美国让亚太国家战战兢兢地选边站队要好很多。

中国在亚太地区不希望看到军事结盟,希望有和平结伴。如果有地区或国家与域外大国走向军事结盟,只能在亚太地区酿成军事冲突。中国仍然继续与韩国、菲律宾、越南发展合作,下一步仍然是通过经济合作,走一条扩大共同点,缩小分歧点之路,让其他国家慢慢感到中国的崛起绝不是威胁。

最后,现在一些中国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因看到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受压而引起的愤怒和爱国情绪高涨不能被武断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两耳不闻窗外事,只管埋头搞建设”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应该有全球视野,不能“睁着眼睛说历史的瞎话”。

中国民众有合理表达爱国情绪的权利,民众的爱国声音也扩展了政府外交空间。中国人没有过分的诉求,也没有更多的要求,旁人更不能要求中国政府在南海、“萨德”等关乎国家利益的问题上让民众闭嘴。中国应获得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应参与到全球规则制定中来。当有机会表达中国态度的时候,中国人不可能往后退,我们被拖入周边地区纷争是被动的,我们希望表达诉求的愿望是正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