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进入倒计时，全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到中国，作为世界经济治理重要平台的二十国集团，也正颇为“急切”地期待可以借由此次峰会迎来组织自身的有力转型。网易财经邀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独家解读G20，并推出意见中国特别节目—《锋谈G20》。

卢锋：各位网友大家好，2016年G20峰会即将要在中国的浙江杭州举办了，今天我们借这个机会，也是应网易财经的邀请，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交流一下有关G20，以及中国G20峰会的一些观察，或者一些思考。

讲到G20，可能我想今天看看是不是可以讨论这几个方面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说这个G20怎么来的，前生今世吧，这个事大家大概都知道一点，今天我们有机会稍微系统的做一个考察，或者交流。第二个，就是中国在准备2016年G20峰会做了哪些方面的谋划、部署和准备工作。

第三点也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说中国举办G20，它有哪些创新或者特色的地方，也就是说G20杭州峰会最重要的一些看点。最后我们也可以简单的探讨一下，G20在中国举办它可能有超出一些对短期形势而言的，直接影响的一些更深远的历史性的意义。

首先讲这个G20的前生今世，我们大家大概都知道，G20是2008年10月15号应对美国的金融危机导致的世界经济出现的一个恐慌性的局面，由美国发起的，邀请20个最重要的国家，包括中国参加的，举办的第一次华盛顿峰会。

随后我们已经过了将近8年整，前后算来已经9年的时间了，这中间一共举行了10次峰会，9个国家。因为美国举行过两次，加上中国这一次就是第11次峰会。这件事情很清楚了，也就是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发起的一次会议。

但是这个事你要再进一步的来探讨，这件事情是这样的，G20的峰会的概念，我们说已经有8年之久了，但是G20这个概念其实提出的更早一些。也就是说G20峰会是金融危机派生的产物，但是G20的概念是在1999年，当时的G7的财长和央行行长的会议，他们应对当时的东南亚经济危机以后新的国际形势，他们就决定扩大G7，也叫G8，后来俄罗斯加入以后就变成G8，这样一个协调的框架，邀请后来我们讲G20其他的一些新兴国家，以及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像澳大利亚参加的G20的财长会议，所以这个事情就更早了。

你要再追溯的话，今天我们是在讨论前生，就是它的历史的渊源的话，甚至更早说这个G7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G7怎么来的?G7其实你要追溯一下历史，它是在七十年代初期，当时战后建立的布林顿森林体系是一个协调的体制和系统，布林顿森林体系是崩溃了，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71年8月15号发表了著名的关闭黄金兑换窗口的那个讲演，就标志着这个系统崩溃。

随后西方国家之间主要的发达经济体之间，它的汇率政策，它的宏观政策怎么协调，实际上面临一个巨大的真空。所以在1973年年初，美国的财政部长邀请了英法德三国的财长，也就是他们四国的财长召开了一次著名的，在美国白宫一楼的图书室，根据有关资料介绍，举行的一次非正式会议。所以有关的文件也把它叫“G4”，就是叫四国集团。

四国集团很快变成五国集团，到了1975年，针对当时的这个形势，德国的总统德斯坦邀请五国的首脑到法国郊外的一个地方召开了第一次后来的G7的峰会。当时本来是五国，后来因为赶上意大利的里拉危机，就变成了6国，到了第二年1976年加进一个加拿大，所以就变成后来的G7。然后到1997年克林顿邀请了叶利钦参加，就变成了G8。

但是我们都知道，俄罗斯在G7里面始终是一个象征性的地位，所以最后是一个G7的架构。这个G7的架构尽管有好多偏颇，但是它当时对于解决发达国家之间的宏观经济形势政策的协调，也还是发挥了一些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像广场协议，包括怎么来应对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包括怎么来帮助东西德的合并，实际上这个G7都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协调，或者在西方国家之间层面的一个指导的作用。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背景以后就知道，整个这个事情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到今天，到了2008年，我们就有了G20。G20跟G7或者跟G20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它类似，它并没有一个常设的机构，也没有一个专门的秘书处，并没有一个专门为它执行的机构，这主要是这些国家的首脑，一般的说法是说，以峰会作为引领，以所谓协调人，加上财经这两个双轨机制作为支撑，再加上财长会议，以及专题工作组会议作为一个辅助的这样一套运作的框架。

峰会一年开一次，财长的会议一年可能开个若干次，两到四次，还有各个专题小组的会议，以及副手的会议，以及一些专门领域的部长的会议。

它的工作小组现在大概一共有八个工作小组，再加上两个研究小组。比如我们知道比较多的，一开始2009年就设立的工作组，就是所谓增长框架工作组，那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强劲、平衡、可持续的增长，怎么来保证这个目标能得到实现，所以这个工作组会非常活跃的做工作。

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作组，像发展工作组、像金融方面的工作组。中国今年专门创设了两个工作组，一个就是我们在媒体上都看到的，在上海贸易部长会议上宣布的，贸易投资工作组。另外一个是绿色金融，它不是工作组，叫研究小组。由于是中国倡导设立的，并且得到了G20各国批准，所以这个工作组中国就变成了一个召集人，或者工作组的主席。基本上是按照这样一个模式来运行的。

我前面实际上讲到过，这个会议在刚开始的时候，G20峰会是每年开两次，就是2009年和2010年分别开了两次。再加上2008年底的那次，也就是说2008年到2010年就开了五次了。后来一直到2011年就戛纳峰会，到去年的土耳其峰会，安塔利亚峰会，一共又开了五次，那就是十次。

这一次我们开的这次是第十一次。也就是说中国这次开峰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第十个峰会举办国，第十一次峰会。历史上大概是这么一路走来的。

所以为什么要回顾一下它的历史原因，以及它的发展过程呢?因为它能给我们对于理解G20峰会的使命，或者对于理解全球当代的国际经济形势的演变，以及它派生的治理结构的善变，其实能提供一些启发。比如说至少我觉得有这么几点，第一你看无论是从G4、G7、G8还是到G20的财长、央行行长会，还是到G20峰会这么一路走来，其实这样一些变化。

它代表的都是全球的，或者是国际的，或者是发达国家内部的，西方世界的经济治理结构深刻的变化，它都是特定的、战后特定阶段的国际经济形势，全球经济格局，大国里消长演变的一个结果，我想这是从这个角度看是很清楚的。

第二你还可以看到什么?就是说这个G7、G8、G20，特别是前面的G7，当然主要是以美国和欧洲主导的，它反映了当时力量的格局。他们在主导这个G7的一个对话或者合作框架，再影响到全球的一些经济形势的变化，或者对一些事件做出反应的时候，难免在有些政策上会带上一些发达国家，或者具体来说美国，甚至包括欧洲的一个立场、角度，甚至有一些地方是有一些双重标准，或者有一些局限性或者偏颇，这方面我想我们都有很多的讨论。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任何一件事情历史的现象都是两面的，它有局限性，但是它同时实际上也承担了一个维护或者发展战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的形势。它客观上也给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中国的发展，经济的开放发展提供了一个客观的条件。

第三个你还可以看到，就是这种变化，就刚才讲到的G4、G5、G7、G8、G20的这样一个变化，它其实都不是一个线性的发展过程，也不是一个均匀的发展过程，它往往带有某种阶段性的一个跳跃和突变，那往往是一次危机，代表了一次环境的变化，推动了治理结构的改变。也就是构成了我们今天探讨的，或者我们今天观察的这个G20产生的这样一个历史的逻辑，或者我们也可以叫历史的辩证法。

我想第一点这个前生今世，看看我们先做这样一个简单的讨论。